古人为何称农历五月为恶月原来端午在古

端午节这天，人们吃粽子，食蒜，喝雄黄酒，手臂系五色线，门上插艾草……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吗？当然不是，要理解上面的习俗，只需明白下面一点：在古人眼里，农历五月是一个不太好的月份，古人认为五月容易发生瘟疫和灾祸，而五月五日，即端午这天尤其危险。所以，古人称农历五月为“恶月”，也有称“毒月”的，而端午这天（五月五日）被称为“恶日”。端午这天食粽、食蒜，喝雄黄酒，系五色线，挂艾，人们这样做，最初是为了祛除“恶气”“毒气”，为了不染瘟疫，求个吉祥平安。那么，为什么单单五月是恶月呢？这个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五月是恶月的观念由来已久。南北朝时期，有个叫宗懔的名人，他博学多识，做过尚书这样的大官。宗懔是湖北人，他写过一部描绘家乡节日的书，即《荆楚岁时记》。这部书中就有关于五月是恶月的记载：五月俗称“恶月”，多禁，忌曝床荐席，及忌盖屋。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：人们称五月为“恶月”，这个月有很多禁忌，如忌晒床席，忌盖屋。为什么忌讳晒席子，忌讳盖屋呢？这多半跟一些传闻相关：民间流传，有人在五月晒席子，看到一个小孩子死在席子上了，过了一会又不见了，几天之后，这户人家的小孩就夭折了。又有人说，五月盖屋，人若在屋顶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魂魄就会离开身体。这些传闻传来传去，人们不免心生忌惮，时间长了，就有了五月不晒席、不盖屋的民俗禁忌。元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，也注意到了民间以五月为“恶月”的说法，他在《遗山集》中说：古今俗忌，以五月为恶月，端午为恶日，赴官者顿不敢发，生子者弃不敢举。意思是：人们认为五月为恶月，端午为恶日，这是古之就有的俗忌。甚至有的人不敢在五月赴官上任，有的人在五月生了孩子，弃而不养。元好问对此不以为然，他反而认为“五月生子，往往富贵而寿”，他还举了几个例子，如汉朝大将军王凤、相国胡广，他们都是五月生人，但都富贵且寿。而孟尝君也是生在五月，也成了战国时期的名士。可见，这些关于五月的传闻，很多是毫无根据的，但对民众的认知观念却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以致形成禁忌。前面提到的孟尝君，因是五月五这天出生，差点被父亲弃养，幸亏母亲将他偷偷养大，否则这样的名士可能就不存在了。传闻与禁忌对于古人的影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不过，农历五月容易发生瘟疫，有点科学依据的。端午在夏至前后，属于仲夏。《礼记·月令》对仲夏时节特征的描述为：是月也，日长至，阴阳争，死生分。君子齐戒，处必掩身，毋躁，止声色，毋或进，薄滋味，毋致和，节嗜欲，定心气。注意这段文字中的“阴阳争，死生分”，如何理解呢？端午前后的夏至节气，我们知道夏至这天，白天最长；而冬至这天，白天最短。这反应了夏至日和冬至日是特殊的日子，古人认为，在夏至这天，阳气达到了鼎盛，过了夏至，阳气逐渐下降，而阴气逐渐上长；而到了冬至，阴气长到了鼎盛，过了冬至，阳气就又开始上长了。这样，夏至日是阴阳开始交替的时候，即阴阳争，而死生与阴阳相对，所以说“阴阳争，死生分”。端午就处在“阴阳争，死生分”的时节，阴阳的变化，带来温度、湿度等天气上的变动，这个时候，容易发生瘟疫，人们易患疾病。这也是五月被为“恶月”的一个原因。这种观念反映在民俗上，就形成了一系列出于卫生保健的民俗习惯。所以人们在端午节用雄黄、艾草，在古代，雄黄、艾草常用于防治瘟疫性的疾病，人们认为它们是可以去除疫气、毒气和邪气的。端午前后，酷暑就要开始了，这时候一些毒虫，如蝎子、蜈蚣等开始活跃起来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古代普通老百姓，大都居住在茅草土屋里，容易遭受毒虫的侵扰。所以，端午节这天有些习俗是“防毒”的，如“五毒贴”。这些习俗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所以很多沿袭至今。时代变了，我们今天的居住环境，大都不用担心毒虫的侵扰。但人们求安求吉的心理，古今是相通的，所以过去的很多端午习俗，如系五色线，依然为今人所重视。当我们提到端午节时，除了想到屈原，也应了解古人关于五月为“恶月”的观念，这样才能理解端午的民俗习惯，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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